试管婴儿问答(上)

马俊宇 教授

英国剑桥

MRC-LMB 博士后

在2013年，麻省理工的华人科学家张峰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CRISPR（科瑞斯帕尔）的技术，可以对细胞的DNA序列做精准的删除或者插入。借助这项技术，人们可以对从酵母到人类的各个物种的基因组做人为的编辑。就像编辑文字一样，将基因组DNA，或者删除一段，或者增加一段，或者修改一段。

2018年的11月，停薪留职的贺建奎副教授所做的基因编辑婴儿，就是利用了CRISPR技术，对人类的基因组DNA的一个小片段做了删除。经过贺的操作，人类基因组被人为的编辑，由此降生的婴儿，就是基因编辑婴儿。

基因编辑婴儿一经报道，就遭到国内外科研工作者的严厉批评。贺所做的工作本身漏洞百出且不说。人们之所以要抵制这项技术，主要是出于技术安全和伦理法制层面的考虑。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CRISPR的安全性还存在问题，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风险也超过以往的任何生物技术。

能定制，但不应定制。

所谓定制婴儿，说的恐怖点，就是人为的改造一个婴儿。在上个世纪，人类就能够通过基因编辑，使小鼠合成过量生长激素，因而使小巧的小鼠变的高大生猛。如果某一个小白鼠的父亲说：“我想定制一个儿子，他必须是大高个”。这对科研人员来说并不难。同理，定制婴儿也是这样。从伦理上不能去定制一个更聪明更美丽的子女，从技术上讲，我们也没有把握说，定制的婴儿更完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个子高了可能带来心血管疾病；人聪明了可能更容易罹患抑郁症。除此之外，古人总结过，红颜多薄命，社会因素对定制婴儿造成的影响也非常大。因此，我们不应定制婴儿，而非不能。

当我们携带某种突变基因，这一突变会对子女成长和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时，我们可以采取某种策略，避免携带突变的婴儿的降生。通常情况下，突变基因携带者和非携带者的比例，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也就是我们总能得到健康基因型的子女。

举个例子，比如某些P53基因（一个控制癌症发生的基因）的突变，会导致携带突变的人在青壮年时就罹患癌症，如果在子女出生前，对相应的胚胎进行筛选，使子女出生后避免再罹患癌症，从而杜绝此症状在这一家族的传递，这不是很好么。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携带的基因组变异，它的出现，既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祖先那，也可能起始于我们自己。前者，我们可以叫做继承性的遗传病；后者，我们可以叫做始发性的遗传病。

对于继承性的遗传病，除了医学的检测之外，我们自己也可以自行做调查来判断自己是否受遗传病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在我们的亲属中，患有某一疾病（包括不孕不育）的人超过两人，我们就可以怀疑这是某种遗传性的疾病。我们可以估算，如果某种疾病的发病率为千分之一，那么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不超过千人），有两个人患有这一疾病的概率是多少？对于始发性遗传病，就需要通过子女来猜测我们自己是否有遗传病了。

然而无论怎样，可靠的遗传学诊断才是蕞靠谱的，莫须有的猜测不能作为重大决定的依据。

首先我们要清楚，遗传病有两种，一种是已知的遗传病，一种是未知的遗传病。遗传学诊断的蕞初，也是要做家庭调查。在有一定的把握后，我们可以先做已知遗传病的筛查，也就是看一看我们是否携带那些已经被证实会导致疾病的基因组变异。

如果我们的疾病明显是遗传性的，但是，用已知的遗传病数据库筛查不出我们携带的突变，那么，我们可能就尊贵了，我们可能携带某种未知的致病突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详细的基因组分析，找到候选突变，在将这个候选突变，复制到小白鼠身上，如果小白鼠也患上了与我们类似的疾病，那么我们就确定了我们的疾病是遗传病，并清楚是哪个突变造成的了。